工行是按资产规模计算的全球第一大银行。

尽管中央已经提出不要以GDP来论英雄，但GDP数据的发布，在我国仍然有着寻乎异常的政治意蕴，其意义非同一般，因而发布的内容乃至形式都与任何一国不同。笔者也深知GDP中内含政绩玄机，也知中国GDP增长速度的神奇是因投资——负债而拉动的，但是这种借款性质的行政性投资一旦疯狂，必然导致货币的扩张及流动性的倾泻，在GDP的诱惑下，城市郊区的工业园区和所谓城市新区的开发热火朝天，那些被拆迁捣毁的农田村舍以及它们的主人——农人们在上访时发出的呻吟，让人联想到户户冒烟、村村点火的大跃进景象

倘若不改变对GDP的崇拜，大跃进中亩产万斤的荒唐故事有可能被重新演绎。否则，即使你公布的统计数据十分准确，也很难让人心服口服。事实上，投资魔杖搅动着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正纵横于大河上下，这些伸向无际天边的建筑虽然以其千篇一律的呆板缺少对东方文化应有的尊重，但它们毕竟比万里长城的建筑更加宏广绵长。因此，地方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必然要将其经济总量拿出来炫耀一番，这样，GDP就成为考核官员政绩最好的政治账单。如果不在《统计法》中增加社会公众监督的实体内容与公开透明的程序规定，让统计机构脱离所应回避的行政性质，建构以社会统计为主、政府监督为辅的新型统计方式。

比如，你说章子怡比范冰冰长得高，可听者没有见过范冰冰呀，你得让两人对比，你不让听者看范冰冰长得有多高，甚至不给范的身高数据，你只说你是科学测算的，章就是比范高，老百姓能相信你吗？因此，你要同比，就必须将上一年度的相同月份的数据公布出来，让听者有可参照的数据。即使我们有世界第一的空置房，也不能消解我们强调供应不够的借口。试图让地方竞争（或单项考核地方政府）市场以外的其他定量指标，实际是背离30年的市场改革，回头到漏洞百出的计划体制。

纵观世界，所有金融发达国家的制度都是以私有土地产权和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这一点我在其他地方有更详细的论述，不再赘述。因此，政府把经济增长设为目标，只能是权宜之计。与此对应，近百年来的基本事实是，世界上所有的国有制统治经济毫无例外都是低效率的，最终垂垂衰败，直致苏联和东欧的整体崩溃。  如何改革分权式威权制 如前所述，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曾经通过地区竞争机制解决了普通威权制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

那么，政府是不是重要呢？政府非常重要，改革要求政府必须离开市场，但是又必须在市场上。因此，从基本上解决各级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其关键在于，从根本上，从制度上，改变官僚体制本身，改变官员的任免、考核、升迁的机制，把自上而下的任命改为民选。

  改革动力问题的核心是激励机制 中国距离宪政还有很大的距离。但问题是，地区竞争机制无法有效解决多目标问题。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压制中小企业，压制市场机制，进而压低GDP。以上的改革方案不仅与公民利益一致，不仅符合解决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逻辑，而且实际上也正是当今世界所有幅员辽阔的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历史上看，民主的程度是从低到高演进的，从少数精英投票到普选。从历史、从科学的角度看，他们都遵循基本相同的规律。综上所述，在分权式威权制基础上产生的地区竞争，在过去30多年中，曾是解决激励问题的有效手段，是中国奇迹的机制。若长远如此，一定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扭曲。

这就是为何世界上的官僚体制，基本都不为官僚提供强有力的激励。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以土地为抵押从国有银行大量贷款，投资到许多低效项目上，对银行安全乃至金融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综上所述，这个说法是对中国问题的误诊。中国已经从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点是核心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市场交易实际上就是合同交易，如果没有政府来帮助执行合同，市场就没有办法发展。为此，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即，世界上产业革命的产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都是以民主宪政为前提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  不是中等收入造成陷阱，而是制度造成陷阱 在文革刚结束的贫穷状况下，中国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府的目标，实际上是改革早期的政治折衷，只是暂时的，加上市场化的正确方向，由此决定了地方竞争机制可以有效地暂时解决体制内的激励机制问题。第五，确立各级人大作为立法机构的基本权力。如此持续发展，最终会拖垮整个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任何有效的改革一定必须着眼于激励机制问题的解决，否则即使有好的具体政策改革措施，也一定流于言辞，无法实施，无果而终。

第二，承认和保护公民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可以推动延长租期、允许土地抵押、以法律形式限制各级政府征地权等方面的改革。因此，改革什么的问题，与谁来改革的问题，与改革的动力的问题，实质上是同一个大问题，因为激励机制的解决依赖体制改革。

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奋力推动体制改革，是决定中国长远命运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国度，民主程度有大有小，但有民主宪政和没有民主宪政是质的不同。

所谓正外部性就是某一个经济活动给他人带来了的收益，比如研究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一旦成功，不仅可以为投资于研发的人带来收益，也会给社会上的其他人带来收益。其背后经历事实反复验证过的道理很简单。

由此可见，软预算约束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效率，威胁金融稳定。文献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以拉美国家为主的。市场是私人之间交易的机制，因此一定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纵观古今中外的发明创造，人类绝大多数的重大创新都源于私人企业家。

新闻媒体多年来披露的大量金融丑闻都源于因司法不独立和法治缺失导致的监管失灵。行政当局的权力受宪法限制。

长远地看，只要体制是威权主义官僚体制，就无法解决各级官僚的基本激励机制问题。虽然当时英国只是很有限的民主，但它保证了对权力的限制，即三权分立，在权力分割的情况下，它保证了政府或王室没有权力侵吞私人的财产，它保证了整个社会能够稳定地保护私有产权，从而为产业革命创造了基础条件。

要想解决新形势下的激励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分权式威权制。这同一个体制，即分权式威权制，曾经帮助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进入了现在世界上低中收入国家，但也阻碍了中国进一步发展。

这是解决产业转型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其中，除了改革什么，很重要的另一个基本教训是，改革触动体制内既得利益，而改革又不能摆脱体制内力量。改革一定要放眼看世界，尊重社会经济的自身之道。第三，推动设立完全脱离地方的专业法庭，包括金融专业法庭、土地专业法庭等，帮助部分解决这些领域里的司法独立问题。

因为，在政府自身利益驱动下，政府有足够的力量侵犯市场，侵犯个人和企业的产权。但下级通常比上级更知道地方发生了什么，上级依赖他们报告信息，依赖他们执行。

而这一宪法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共同讨论并通过的。而且，由于市场向所有人开放，GDP是市场活动的总体指标，任何独立的机构可以独立地从任何地区的市场收集信息，从而验证各地的GDP统计数字，这使得GDP数据难以造假，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了考核地方政府的信息问题。

这个激励机制只能激励各级地方政府竞赛GDP的增长，没有办法激励各级地方政府去做GDP之外的事情。  【编者按】：2013年是中国的变革之年，而在2014年，各方都在盼望着改革方案的落地。